67岁的哈珍再过几天就要退休了。这是她第二次退休，第一次是17年前，她作为校对员从民族印刷厂退休回家。而这一次，她的身份是北京藏医院里最受尊敬的药房老师。

　　医院的年轻人都叫她“哈妈妈”，亲热地跟她开玩笑：“你就不等我搬进新办公室再退休吗？你不知道我的新办公室有多漂亮呢！”哈珍也乐呵呵地回答：“行啊。”回过头，她跟记者说：“你看现在多好啊，这些年轻人又会说汉语，医院条件又这么好，我们那时候可不是这样。”

　　“那时候”是17年前的1992年，北京藏医院刚刚成立，退休在家的哈珍就被请了过来，原因很简单，她的普通话流利，可以给不懂汉语的老藏医们当翻译。

　　十几间从藏学研究中心拨出来的小平房，几位语言不通的老藏医，组成了最初的北京藏医院。

　　从平房小院起步

　　尽管是在青藏高原上土生土长的藏族人，但哈珍说，“刚开始我对藏医药什么都不懂”。那时候医院人手特别紧，没有分科，藏区来的老藏医们都是全科大夫，而哈珍这个翻译也要帮忙看方子、拿药，做许多别的事情，“就这样跟了几个老师傅，慢慢学习，后来就开始懂一点了。”

　　从翻译，到助手，再到医院药房里最资深的老师傅，哈珍在学习中不断成长，同时也见证了医院从最开始的平房小院，到如今综合性现代化大楼的每一次变化。但对这一切变化感慨最深的人，却是院长黄福开。

　　他告诉《环球》杂志记者，其实在藏医院成立之前，中央领导就很重视对藏文化典籍，尤其是医药典籍的保护研究工作，“当时胡耀邦去西藏考察，在布达拉宫看到《大藏经》等很多文献，他认为这些都是很珍贵的资料，国外已经兴起藏学热，我们自己更要对西藏文化特别是藏医药做好保护研究工作。”

　　作为一个自幼深受中医文化熏陶的医学专业人士，黄福开对藏医药早就很着迷，1990年到西藏的调研，更让他觉得这个领域博大精深，民间有大量的珍贵经验需要去挖掘和保护，也让他迫切地感觉到，“在藏医学领域，光有资料研究是远远不够的，必须要有临床上的研究来做补充，才能发展下去。”

　　幸运的是，他的意见得到了中央的支持，藏学研究中心开始筹建医院，黄福开被任命为院长，“我们成立那天，中央电视台一、二套都播了，中央是很重视这个工作的，但当时国家资金太紧张，你看看那时候的中医院，也都没有资金投入。”

　　尽管当时医院设施只能用简陋来形容，但来自西藏、青海等地的老医生们却以负责的态度和精湛的医术渐渐赢得了良好的口碑。哈珍回忆说：“那些老医生对患者真是太好了，不管什么样的患者他们都没有嫌弃过，总是全心全意地为他们看病。我记得那时候有一个瘫痪在床的患者，家里离我们不是特别远，医生下了班就会对我说，‘走吧，我们去看看这个病人去’，然后我们就走着过去了。”

　　不过，无论是哈珍还是黄福开，都没有料到这家小小的医院在国外引起的反响。黄福开现在还清楚的记得，“医院成立不到半年，我们这里就来了6个活佛，是从尼泊尔过来的，到我们这里看了一次又一次。后来我们才知道，他们是达赖派过来的，达赖在国外听说北京成立了藏医院，他不相信这是真的，让这6个人来打探情况，他们看了好几次，才确信北京的确有了藏医院。”

　　小巷里的“健康旅游”

　　随着患者的不断增多和影响的不断扩大，到了1998年，政府决定加大对北京藏医院的投入，中央统战部、国家民委和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共同投资1个多亿人民币，建设新的医院大楼。

　　这一年，黄福开他们从藏学研究中心附近的小平房，搬进了“过渡房”——朝阳区柳芳北里的新门诊楼。“地方是大了一点，但交通特别不方便，只有一个小巷子，车子进出很容易就堵上了。”哈珍回忆说。

　　但就是在这样的巷子深处，北京藏医院开始有了真正的国际影响，从世界各地专程来看病的人越来越多，黄福开很自豪地告诉《环球》杂志记者：“你们现在都在说健康旅游，你知道健康旅游是谁先提出来的吗？是我们！那时候我们都奇怪，这些国外的旅游团没事跑我们医院里来干什么，他们告诉我，他们就是一边旅游一边来看看藏医，所以我们说，这就是健康旅游嘛！”

　　2002年秋天，包括5层门诊楼与7层住院楼的新医院正式投入使用，北京藏医院也有了一个新名字“北京民族医院”——在传统藏医之外，壮医、蒙医等少数民族医药技术也被纳入医院研究、应用、推广的内容。

　　在医院5楼那间挂着巨幅《六长寿图》、充满藏族文化特色的会议室里，几年来黄福开已经接待了来自50多个国家的代表团，而在一楼简洁明亮、充满现代化气息的门诊大厅里，则每天接待着不同民族、不同国家的患者，“有15%以上是国外的患者，”黄福开介绍说。

　　随之而来的一个问题是：现在医院的医生们一般倒是不再需要配普通话翻译，但光会说普通话却已经远远不够了。

　　“人才始终是我们的一大问题。”黄福开说。

　　一开始，北京藏医院的医生主要是靠来自西藏、青海、甘肃等地的老藏医们轮岗，一两年就要换一拨，“那些老先生们都住不惯北京，饮食啊，气候啊，语言啊都不适应，所以他们住一段时间就一定要回去。”黄福开解释。

　　意识到人才储备不够的问题后，北京藏医院把重点放在培养既有传统医术，又有沟通能力的年轻人上。而近十年来，国家已经在这方面做了很多工作，西藏有藏医学院，甘肃、青海、四川等地的中医院成立了藏医学系，如今已经培养出从本科到博士的大批藏医学人才。北京藏医院则与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医学院、中央民族大学建立了联合培养制度来培养医院需要的人才。

　　“医院目前已经有170多个专业技术人才，”黄福开介绍说，“中央对我们也特别支持，现在各个部委机关都在缩减编制，但我们这里还会扩大编制，大概会增加100到200个。”

　　“最重要的是原汁原味的传承”

　　作为“十一五”期间的重点工程，北京民族医院暨北京藏医院的扩建工程正在进行之中，政府的投资在继续加大，同样在规划中的还有北京昌平的藏药研发基地。

　　哈珍有些遗憾，她不会到新楼和新基地里去上班了，也不再需要继续去听患者们对藏药的“抱怨”，“刚开始的时候，我们的药哪里有什么说明啊包装的，都是直接从西藏运过来的，我们按照医生开的方子，一包包的数给患者，告诉他们这是几天的药量。他们就抱怨说，怎么连包装都没有啊，什么都看不懂。现在好了，药都是包装得漂漂亮亮整整齐齐的，他们又抱怨说，怎么药都贵了呀，还是以前那样多好，要这些漂亮包装有什么用，我们又不吃包装……”

　　哈珍可能并不知道，藏医药应该如何在“以前那样”和“现代化包装”间平衡发展，也是黄福开思考得最多的一个问题。

　　在黄福开看来，中医在传承上走了一些弯路，有些经验教训藏医一定要吸取，“要发展藏医药，最重要的是原汁原味的传承。我们一定要遵从藏医药的传统理论，要沿用脉诊、尿诊这样的传统方法，还要保持藏药传统的制剂工艺。”黄福开说，“但我们的年轻大夫也要学习现代的医学技术，尤其是诊疗技术，用现代化的设备技术来证实藏医学的治疗判断。”

　　黄福开觉得，保持传统和适应现代化发展其实并不是矛盾，“像我们的年轻大夫都要懂藏文，我们的病历也仍然都是用藏文写的，不过我们现在会加上汉语的摘要，这样既保持了传统，也方便了病人。”此外，他正着手与西藏自治区的藏医学院联合培养人才，并将医院的年轻大夫送到北京各大医院去学习，他希望这些年轻人都能成长为未来型的藏医人才。

　　对于藏医药的明天，黄福开充满信心：“我觉得这样的投入和保护只有中国才能做到，其实每个国家都有传统医学，像印第安的传统医学、印度的传统医学等，但现在都已经被现代西医替代了，很可惜。我们现在对民族文化、民族医学的保护，就是对未来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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